朱民談世界經濟未來10年：低位運行 結構性變局中迎拐點
2017-03-03 10:15 來源：網絡 責編：???
- 摘要：
- 世界經濟處于低位運行。危機后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在2010年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反彈，但是這個反彈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一直緩緩下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在美國的政策“牽引”下，2017年可能會略有上升，但總體還將下行。
【CPP114】訊：全球經濟基本格局：處于低位運行
世界經濟處于低位運行。危機后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在2010年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反彈，但是這個反彈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一直緩緩下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在美國的政策“牽引”下，2017年可能會略有上升，但總體還將下行。
目前，全球通貨膨脹率相對很低，PPI下跌厲害，這并不是說物價水平很低。目前全球130多個國家中，大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0，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1，此外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2。也就是說，全世界130多個國家的PPI水平低于一般通貨膨脹目標，全球處于通貨緊縮狀態。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真實利率持續下降。但這并不是危機，而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增長、低通貨膨脹、低利率、低投資、低油價、低進口、低FDI。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我認為理解危機很重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危機之前我們對全球GDP水平做了預測，當時假定危機之后會略有下降，但會繼續上升，不過，我們發現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雖然新興國家經濟增長率下跌較少，但也在下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八年里，全球GDP水平因為危機的沖擊下跌了12%。所以那次危機把全球GDP水平壓到了很低的水平，這就是今天全球經濟低迷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分析未來全球潛在經濟增長率后發現，其由投資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決定。從三個方面來看，危機以后，全球潛在增長率大幅下滑，未來五年仍然處于低位水平。其一，全球投資潛在增長速度在放慢，資本投資急劇下跌；其二，勞動力潛在增長率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原因，也急劇下跌；其三，全球勞動生產率水平在過去十年是下降的（雖然我國還是占很高的權重），所以未來全球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在未來幾年里，全球經濟應該是在低水平運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靜態上把全球經濟發展水平壓到了很低的水平，在動態上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了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
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局
全球經濟正在發生一系列深刻的變化。第一，全球人口結構在發生重大變化。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將不斷增長，2016年全球總人口為74億，預計到2100年將達到110億，但是全球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調整。從南部非洲地區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和世界其他國家勞動人口的增長數據來看，南部非洲地區的勞動力持續上升，預計到2050-2060年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會達到頂峰，之后將逐漸下降；而其他國家的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在2008年就已經達到巔峰，預計到2025-2030年會下降到0，到2030-2040年將開始負增長。
全球人口增長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這意味著整個勞動生產力結構發生變化，全球GDP增長，將會從人均GDP高的地方走向低的地方，而全球需求結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因為新增人口在非洲，而非洲國家大部分是低收入國家，總需求仍然有限）。
二是全球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我們可以以美國為標準，因為美國在全球老齡化趨勢中，處于中間位置，既不像日本那么嚴重，也不像印度或者南亞國家一樣不存在這方面問題。預計到2050年，美國勞動力人口還是凈增長，但是勞動人口結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從65歲以上人口與15-65歲勞動人口之比來看，2015年為22%左右，2025年這一比重可能達到32%左右。也就是說10年內這一比重將增加10個百分點，這是巨大的人口結構變化。這會改變社會結構，也會改變勞動力的供應結構。綜上，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趨勢愈來愈嚴重，在根本上改變了未來50年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全球經濟繼續輕化。以美國為例，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人一直強調本國服務業占比太高，制造業則太低，于是奧巴馬提出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8年時間已經過去，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從78.4%-78.5%下降到78%左右，沒有顯著變化，而歐洲服務業的比重仍在繼續上升，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繼續輕化。此外，新興經濟體的服務業比重也在上升。也就是說，全世界經濟呈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的趨勢。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投資者越來越不愿意持有重資產，這又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在世界經濟變輕的同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對貿易品的需求偏好也在發生變化，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也在下降。從每增加1元人民幣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這一數據來看，2003-2006年的數據與2012-2015年的數據呈現45度關系。即如果收入需求彈性不變，所有國家都應該在這個45度線內，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但是過去10年，對貿易品的需求偏好發生了變化，人們已經不再像全球化剛開始的時候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那么強烈，轉而消費更多的國內服務業產品。這一現象在美國千禧一代尤其突出，他們不愿意買車、買房，對物質需求逐漸下降，但是對服務業，包括旅游、飯店等需求在不斷上升。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雖然在不同的發展平面上，但是在消費偏好上趨于向服務業靠攏，這對未來的制造業、資產偏好、貿易結構、資本流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全球投資急劇下滑。危機以來，相比2007年的投資水平，8年中投資下降了2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巨大的下跌。以美國為例，每年投資下跌2.5到3個百分點。投資下跌，經濟增長只能靠消費推動，但這又是相互聯系的。經濟輕化，國內需求降低，投資當然會減少。
將上述幾個特點聯系在一起，我們可看到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非常有意思的變化。在這樣的現實下，加之我們正從第三次產業革命向第四次產業革命過渡，勞動生產率出現結構性下降，雖然這還是個謎，大家或許會認為是統計錯誤導致的。統計確實存在錯誤，但這一理由不足以解釋為什么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科技如此發展，勞動生產率卻從1.3降到0.3左右。
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在哪里？沒有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如果人口持續老齡化，我們何來財富支持人們的需求？我們用什么來改變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大的迷思，也是經濟、政治、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因此，未來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是第一要務，所有問題都必須從這個前提出發來尋找答案。
如果從世界經濟結構角度來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人的需求偏好、勞動生產率以及投資的變化，都會從根本上影響未來10年世界經濟。
世界經濟政策和政治拐點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拐點，也會不斷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第一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傮w來說包括：緊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推動美元走強；松財政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等創造總需求空間；通過供給側改革，減稅引領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貿易戰來擴大出口空間。雖然這些政策還沒有具體實施，但特朗普的政策改變了市場預期，成為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改變的重要拐點。
第二是利率變化的拐點。由于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背離，美國開始加息，日本和歐洲仍然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由此產生的貨幣市場匯率波動在不斷加大。
特朗普準備推行緊貨幣政策，全球的貨幣政策發生了變化。1935年美國利率幾乎為零，之后不斷上行，最高達到18.5%，之后利率不斷下降，最終為0，現在利率又開始上升。很多人都問我今年美聯儲會加息幾次，我認為這不重要，問題不是美聯儲的利率上升幾次，而是其從下降通道進入上升通道，這就改變了利率預期，改變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從現在開始，利率只會往上走，不會往下走，這才是最重要的。流動性拐點隨著利率水平的調整開始上升，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開始上升，這說明利率大周期開始發生變化。
第三是財政政策拐點。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水平開始上升，預示著財政政策將發生變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拐點。貨幣政策逐漸退出舞臺，未來主導經濟的將會是財政政策。由于財政政策受政治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相對較高。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加大，這又是政策變化的拐點。
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則處于惡化階段，我對發達國家數據進行統計后發現，今天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二戰前幾乎不相上下——二戰前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最高的一成人群的稅前收入占比約為42%左右，目前這個數字約為40%左右。
第四是民粹主義興起和政治風險拐點。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民粹主義有了更廣泛的基礎，美國英國暫且不提，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也是大片淪陷，這是全世界政治的一個拐點。
我在IMF工作時，為了分析全球政治形勢，曾用圖表來分析國家的內部和諧度。2000年所有國家都可用綠色來形容，這表明國家內部的社會安定和和諧性還可以。僅僅過去了15年，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用上綠色，因為所有國家都面臨社會內部的不安定。而社會內部的沖突和不安一定會延續到社會外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歷史持續不斷能看到的，同時也改變了傳統地域政治的概念。以前的地緣政治一般是指中東地區阿富汗等國，現在我們面臨另一個政治格局，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可能只是開始，民粹主義的興起才剛剛開始，這正是全球政治變化的拐點。
未來10年，全球經濟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比如人口經濟結構、需求偏好、勞動生產率等等。與此同時，全球也面臨一系列拐點，包括貨幣政策、流動性、財政政策以及政治。政治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會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風險。經過經濟的繁榮增長和危機后的低迷，現在全球經濟金融將面臨再次調整，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一定會加強。
世界經濟處于低位運行。危機后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在2010年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反彈，但是這個反彈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一直緩緩下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在美國的政策“牽引”下，2017年可能會略有上升，但總體還將下行。
目前，全球通貨膨脹率相對很低，PPI下跌厲害，這并不是說物價水平很低。目前全球130多個國家中，大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0，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1，此外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2。也就是說，全世界130多個國家的PPI水平低于一般通貨膨脹目標，全球處于通貨緊縮狀態。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真實利率持續下降。但這并不是危機，而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增長、低通貨膨脹、低利率、低投資、低油價、低進口、低FDI。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我認為理解危機很重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危機之前我們對全球GDP水平做了預測，當時假定危機之后會略有下降，但會繼續上升，不過，我們發現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雖然新興國家經濟增長率下跌較少，但也在下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八年里，全球GDP水平因為危機的沖擊下跌了12%。所以那次危機把全球GDP水平壓到了很低的水平，這就是今天全球經濟低迷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分析未來全球潛在經濟增長率后發現，其由投資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決定。從三個方面來看，危機以后，全球潛在增長率大幅下滑，未來五年仍然處于低位水平。其一，全球投資潛在增長速度在放慢，資本投資急劇下跌；其二，勞動力潛在增長率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原因，也急劇下跌；其三，全球勞動生產率水平在過去十年是下降的（雖然我國還是占很高的權重），所以未來全球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在未來幾年里，全球經濟應該是在低水平運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靜態上把全球經濟發展水平壓到了很低的水平，在動態上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了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
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局
全球經濟正在發生一系列深刻的變化。第一，全球人口結構在發生重大變化。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將不斷增長，2016年全球總人口為74億，預計到2100年將達到110億，但是全球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調整。從南部非洲地區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和世界其他國家勞動人口的增長數據來看，南部非洲地區的勞動力持續上升，預計到2050-2060年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會達到頂峰，之后將逐漸下降；而其他國家的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在2008年就已經達到巔峰，預計到2025-2030年會下降到0，到2030-2040年將開始負增長。
全球人口增長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這意味著整個勞動生產力結構發生變化，全球GDP增長，將會從人均GDP高的地方走向低的地方，而全球需求結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因為新增人口在非洲，而非洲國家大部分是低收入國家，總需求仍然有限）。
二是全球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我們可以以美國為標準，因為美國在全球老齡化趨勢中，處于中間位置，既不像日本那么嚴重，也不像印度或者南亞國家一樣不存在這方面問題。預計到2050年，美國勞動力人口還是凈增長，但是勞動人口結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從65歲以上人口與15-65歲勞動人口之比來看，2015年為22%左右，2025年這一比重可能達到32%左右。也就是說10年內這一比重將增加10個百分點，這是巨大的人口結構變化。這會改變社會結構，也會改變勞動力的供應結構。綜上，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趨勢愈來愈嚴重，在根本上改變了未來50年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全球經濟繼續輕化。以美國為例，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人一直強調本國服務業占比太高，制造業則太低，于是奧巴馬提出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8年時間已經過去，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從78.4%-78.5%下降到78%左右，沒有顯著變化，而歐洲服務業的比重仍在繼續上升，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繼續輕化。此外，新興經濟體的服務業比重也在上升。也就是說，全世界經濟呈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的趨勢。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投資者越來越不愿意持有重資產，這又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在世界經濟變輕的同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對貿易品的需求偏好也在發生變化，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也在下降。從每增加1元人民幣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這一數據來看，2003-2006年的數據與2012-2015年的數據呈現45度關系。即如果收入需求彈性不變，所有國家都應該在這個45度線內，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但是過去10年，對貿易品的需求偏好發生了變化，人們已經不再像全球化剛開始的時候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那么強烈，轉而消費更多的國內服務業產品。這一現象在美國千禧一代尤其突出，他們不愿意買車、買房，對物質需求逐漸下降，但是對服務業，包括旅游、飯店等需求在不斷上升。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雖然在不同的發展平面上，但是在消費偏好上趨于向服務業靠攏，這對未來的制造業、資產偏好、貿易結構、資本流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全球投資急劇下滑。危機以來，相比2007年的投資水平，8年中投資下降了2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巨大的下跌。以美國為例，每年投資下跌2.5到3個百分點。投資下跌，經濟增長只能靠消費推動，但這又是相互聯系的。經濟輕化，國內需求降低，投資當然會減少。
將上述幾個特點聯系在一起，我們可看到全球經濟結構發生了非常有意思的變化。在這樣的現實下，加之我們正從第三次產業革命向第四次產業革命過渡，勞動生產率出現結構性下降，雖然這還是個謎，大家或許會認為是統計錯誤導致的。統計確實存在錯誤，但這一理由不足以解釋為什么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科技如此發展，勞動生產率卻從1.3降到0.3左右。
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在哪里？沒有新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如果人口持續老齡化，我們何來財富支持人們的需求？我們用什么來改變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大的迷思，也是經濟、政治、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因此，未來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是第一要務，所有問題都必須從這個前提出發來尋找答案。
如果從世界經濟結構角度來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人的需求偏好、勞動生產率以及投資的變化，都會從根本上影響未來10年世界經濟。
世界經濟政策和政治拐點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拐點，也會不斷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第一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傮w來說包括：緊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推動美元走強；松財政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等創造總需求空間；通過供給側改革，減稅引領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貿易戰來擴大出口空間。雖然這些政策還沒有具體實施，但特朗普的政策改變了市場預期，成為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改變的重要拐點。
第二是利率變化的拐點。由于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背離，美國開始加息，日本和歐洲仍然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由此產生的貨幣市場匯率波動在不斷加大。
特朗普準備推行緊貨幣政策，全球的貨幣政策發生了變化。1935年美國利率幾乎為零，之后不斷上行，最高達到18.5%，之后利率不斷下降，最終為0，現在利率又開始上升。很多人都問我今年美聯儲會加息幾次，我認為這不重要，問題不是美聯儲的利率上升幾次，而是其從下降通道進入上升通道，這就改變了利率預期，改變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從現在開始，利率只會往上走，不會往下走，這才是最重要的。流動性拐點隨著利率水平的調整開始上升，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開始上升，這說明利率大周期開始發生變化。
第三是財政政策拐點。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水平開始上升，預示著財政政策將發生變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拐點。貨幣政策逐漸退出舞臺，未來主導經濟的將會是財政政策。由于財政政策受政治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相對較高。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加大，這又是政策變化的拐點。
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則處于惡化階段，我對發達國家數據進行統計后發現，今天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二戰前幾乎不相上下——二戰前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最高的一成人群的稅前收入占比約為42%左右，目前這個數字約為40%左右。
第四是民粹主義興起和政治風險拐點。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民粹主義有了更廣泛的基礎，美國英國暫且不提，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也是大片淪陷，這是全世界政治的一個拐點。
我在IMF工作時，為了分析全球政治形勢，曾用圖表來分析國家的內部和諧度。2000年所有國家都可用綠色來形容，這表明國家內部的社會安定和和諧性還可以。僅僅過去了15年，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用上綠色，因為所有國家都面臨社會內部的不安定。而社會內部的沖突和不安一定會延續到社會外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歷史持續不斷能看到的，同時也改變了傳統地域政治的概念。以前的地緣政治一般是指中東地區阿富汗等國，現在我們面臨另一個政治格局，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可能只是開始，民粹主義的興起才剛剛開始，這正是全球政治變化的拐點。
未來10年，全球經濟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比如人口經濟結構、需求偏好、勞動生產率等等。與此同時，全球也面臨一系列拐點，包括貨幣政策、流動性、財政政策以及政治。政治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會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風險。經過經濟的繁榮增長和危機后的低迷，現在全球經濟金融將面臨再次調整，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一定會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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